今冬北京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之一，是徐唯辛的画展《历史中国众生相》。徐唯辛选择与文革有关的人物，绘制成六十多幅巨幅肖像画。画中人既有文革的受难者，也有文革的施害者，既有大人物，也有不起眼的芸芸众生。徐唯辛的画作采用黑白油彩绘制，用最简朴、最冼练的方式，表现出人物的本真神韵和时代烙印，其蕴涵的历史深意，予人强烈的震撼。许多年轻人被画展深深打动，甚至用“锥心泣血”来形容自己的感受，从而引发对文革的深层反思，“建立文革博物馆”的呼声再次在京城响起。不知“建立文革博物馆”的首倡者巴金先生，在天堂能不能听到这呼声，不知文革的千万冤魂能不能感知这迟到的正义呼声！
下面的转帖选自徐唯辛《历史中国众生相》画展的人物画及文字说明：

田家英，四川成都人。
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。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
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。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、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、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。
1942年1月8日，田家英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的杂文《从侯方域说起》，受到毛泽东的好评。1948年，经过胡乔木的推荐，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，直至1966年。
1954年后，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、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、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。是中共八大代表、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著有《学习〈为人民服务〉，宣传毛泽东思想》、《中国妇女生活史话》，编有《民国以来大事年表》等。参加了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，曾言“毛泽东思想己渗入到我的骨髓里”。
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，田家英被点名批判为“右倾”。
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，田家英被揭发有“右倾”倾向和言行。会上曾表示，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，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：一是能治天下，不能治左右；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；三是听不得批评，别人很难进言。
1960年代初，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，后参加起草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即农村工作“六十条”，对纠正“大跃进”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，毛泽东曾说：“‘六十条’的发明权在田家英。”后还曾向毛泽东建议“包产到户”，并起草《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》，遭到批评。
1965年12月，田家英被安上“篡改毛泽东著作”的罪名。
1966年初，田家英曾对一位朋友说：“林则徐的诗句‘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’。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。真理我要坚持到底。直到停止呼吸，绝不出卖灵魂，绝不向错误屈服。”
1966年5月22日，田家英被逐出中南海。5月23日，死于中南海永福堂。死因有争议，一说上吊身亡，一说开枪自杀，一说他杀。
1980年初，田家英冤案得以平反昭雪。
1980年3月28日，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，悼词中说：“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，忠于党、忠于人民，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。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，作了大量的工作。”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，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正派的人，有革命骨气的人。他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。他很少随声附和，很少讲违心话……” 

 遇罗克（1942年—1970年）
1942年生于北京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。
1954年，考入北京市二十五中学。
1957年，曾在水利部任工程师的父亲被打成“右派”。 母亲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员、全国妇代会代表，也因“右派”辩护，成为“右派分子。”
1960年、1962年，两度参加高考，均因“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”而未被录取。
1961年春节，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去落户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期间创作许多文艺作品。除几篇作品得以发表外，大部分作品都以作者“出身有问题”被退稿。后来，这些作品成为他“反革命罪状”的一部分。
1964年，遇罗克回到城里，先做了两年的临时工，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。
1966年2月13日，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文章《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》，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“海瑞罢官”。
“文革”爆发后，遇罗克于1966年7月写作《出身论》一文，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“血统论”，提倡民主和人权。该文在1967年1月18日《中学文革报》第1期上刊载，后被广为传播，影响很大。
1967年4月14日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成员戚本禹宣布《出身论》是“大毒草”。
1968年1月5日，遇罗克被捕。被捕前几天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如果我自欺了，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，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。我要坚持真理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。”
被捕后，受到八十多次“预审”，被扣上“大造反革命舆论”、“思想反动透顶”、“扬言要暗杀”、“组织反革命小集团”等罪名。
1970年3月5日，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，并立即执行，年仅27岁。
1976年4月，在天安门广场“四•五运动”中，人民群众沉痛悼念遇罗克并要求为其平反。
1979年11月21日 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。

 张志新（1930-1975）
女。天津人。
1930年12月5日，张志新出生在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。常与二妹志惠、三妹志勤随父亲出演音乐会，成为津门颇有名气的“张氏三姐妹”。
1950年，张志新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张志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
1951年1月，因部队急需俄语翻译，张志新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。
1952年，留校工作。
1955年12月，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1957年，从北京调到沈阳市委工作。
1962年，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。
1968年，被送到辽宁盘锦市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张志新被揪出来，说她反对文化大革命，要挖她黑思想，并成立了专案组。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代中，她说出了自己对“文革”的种种质疑，并始终坚持己见。
1969年9月18日，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。在一次批斗会上，张志新提出：“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，让我投降办不到。人活著，就要光明正大，理直气壮，不能奴颜婢膝，低三下四。我不想奴役别人，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。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，都要坚持正义，坚持真理，大公无私，光明磊落……”
据当年的办案人员回忆，张志新被逮捕后，原打算只要她认罪，判几年就可以了。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。1970年5月，张志新因“反对毛主席、反对江青同志，为刘少奇翻案”被判死刑。审判意见稿送至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被驳回，张志新被改判无期。
1973年11月，监狱组织“批林批孔”学习大会，已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高喊了一句“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”，因而被认定“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，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”，被提请加刑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1975年2月26日，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，批准判处张志新死刑。
死刑判决公布之后，监狱里有人提出张志新“是否精神失常”的问题，但上级批示“她的假象，本质不变，仍按批示执行”。
1975年4月4日，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。临刑前被按在地上割气管。张志新呼喊挣扎、痛苦至极，以至咬断了自己的舌头。
1978年10月16日，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：张志新案撤销原判，平反无罪。
1979年3月1日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，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。
1998年8月7日，《南方周末》发表《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》，进一步披露了张志新在狱中的惨景：她屡遭强奸/轮奸，她被逼疯，整天在只能一个人坐的“小号”里，一个人只能坐，不能躺睡的特殊小牢笼里；她被迫用窝窝头沾著月经血吃，在小床上大小便；虽然已经疯了，但她都没有做疯子的权利，监狱工作人员将女病人的情况向上报，上面没有任何司法调查，就回答：“装疯卖傻。”　
文中谈到，张志新之所以被杀，并不仅仅是“反对林彪、四人帮”，而是对毛泽东的功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并对“文革”提出批评，反对个人崇拜。 

卞仲耘（1916-1966）

卞仲耘，女，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。
1938年春天，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，参加战地服务团。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，后又转入齐鲁大学。1941年加入共产党，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。解放战争期间，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工作，从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的创建。她是《人民日报》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，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。先后教过语文、政治，当过教导员，后来升任教导主任、校党总支副书记、书记和副校长。到1966年“文革”前夕，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，是4个孩子的母亲。
1966年6月1日中午，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，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。6月3日，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，“革命”迅速展开。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。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：“狗恶霸，卞毒蛇，你他妈的听着：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，我们要抽你的狗筋、砍你的狗头。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，我们要断你的孙，绝你的种，砸你个稀巴烂。”
6月23日，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，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，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。批判会后，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。她写道，自己拥护“文革”，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。她在信中说：“在群情激愤之下，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，戴高帽子，低头(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)、罚跪、拳打、脚踢、手掐，用绳索反捆双手，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，往脸上抹，往满脸满身吐吐沫。”
8月5日下午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“大批判会”。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，揪到大操场上，头戴高帽，脖子被套上写有“反革命黑帮”、“三反分子”字样的牌子，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。此后又被押着“游街”，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，反复地说：“我是牛鬼蛇神。”被赶到小操场之后，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。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。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，拳脚乱棍交加。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。一路上乱棍如雨，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。
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大约到下午5时，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，大小便失禁，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。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，往她身上倒脏物，用脚猛踢，大声喊：“装死！”
批斗会进入尾声。学校“文革筹委会”的人，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，由校工将布满伤痕，眼睛微张，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。那时天色还很亮，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“影响不好”，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，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。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，卞仲耘已死亡多时，成为“文革”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。
第二天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，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，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。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，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，再遭无礼切割。最后，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，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，死因一栏，填上了“死因不明”四字。

上官云珠（1920—1968）

电影表演艺术家。原名韦均荦。1920年3月2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。
上官云珠的父母是普通的村镇居民，她是家里第五个孩子，上面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。其中一个姐姐因生伤寒身亡，一个姐姐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死。另外一姐一兄，均长她十余岁，成年后，在上海教书。
上官云珠在长泾镇读小学，在常州、上海和苏州读中学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携父母、丈夫及襁褓中的孩子逃离家乡，辗转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，历经一年余，最后到上海投靠兄姐。
为了养家糊口，上官云珠在离家不远的“何氏照像馆”做开票员。1940年考入华光戏剧学校，后加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。1941年因参加艺华影业公司《玫瑰飘零》一片的拍摄而走上银幕。同年，参加拍摄故事片《国色天香》、《黑衣盗》。1941年底至1945年，主要从事舞台表演，曾在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镀金》、《秋海棠》等多部话剧中饰演重要角色，期间还出演了《泪洒相思地》、《花月良宵》、《鸳鸯泪》等影片。1946年后，主要创作集中在电影方面，出演了《天堂春梦》、《太太万岁》、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以及《万家灯火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希望在人间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等多部影片。
1949年后，上官云珠主要在长江、昆仑影业公司、上海电影联合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，除拍摄了《南岛风云》、《枯木逢春》、《早春二月》、《舞台姐妹》等10余部影片外，还主演了《红旗歌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雷雨》等多部话剧。
1952年，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评比中，《乌鸦与麻雀》获得金质奖。
1957年，在文化部1949--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，《乌鸦与麻雀》获个人一等奖。
1962年，获得文化部评选新中国影坛“二十二大明星”之一的荣誉。
1966年初，上官云珠患乳腺癌住院，后发展为脑瘤，手术后身体极为虚弱。出院后，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高潮迭起，遭到了各方“造反派”的残酷迫害，因不甘受辱，于1968年11月22日凌晨在家中跳楼自杀。
1978年1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上官云珠平反昭雪。
1995年，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、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中，获得中国电影“世纪奖”和“中华影星”称号。
2005年，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“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”奖。
生前曾任中国电影家影协会会员，上海电影家影协会常务理事，上海市政协第一、二届委员和第三、四届常务委员。

杨丽坤（1942—2000）

电影表演艺术家。
1942年4月27日，出生在云南普洱县磨黑镇的一个彝族家庭。
1952年到昆明，入新村小学继续读书。
1954 年考入云南省歌舞团。
1956年，在经过两年的系统训练后，在家乡文艺舞台崭露头角。
1959年，被导演王稼乙看中，主演电影《五朵金花》。
1960年春，《五朵金花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18部献礼片的压轴之作，在全国放映，引起巨大轰动和热烈反响，杨丽坤顿时成为中国影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。
同年，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上，杨丽坤获得“最佳女演员银鹰奖”。埃及总统纳塞尔点名请杨丽坤前往埃及领取大奖。
自1959年起，《五朵金花》先后输往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，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记录。
1959年11月2日，文化部、中国影联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，庆贺“新片展览月”的成功。杨丽坤受到周恩来接见。
1960年冬，杨丽坤随云南省歌舞团到中南海汇报演出，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接见。
1963 年，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将云南撒尼族的叙事长诗《阿诗玛》，改编摄制成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。杨丽坤在电影中扮演主角“阿诗玛”。
1965年，《阿诗玛》上映前夕，文化部因为影片“不歌颂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局面，为死人作传”、“宣扬爱情至上充满资产阶级情调”，停止发行《阿诗玛》，拷贝封存。
“文革”开始，杨丽坤遭到批斗、关押。此前她因恋爱受阻，曾一度精神失常，经过住院治疗，已经痊愈。遭迫害折磨后再度患上严重的“幻听性精神病”。
1970年又因为一些政治言论，被扣上“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”的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，精神彻底崩溃。
“文革”结束后不愿住在云南，1978年到上海居住，名义上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，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，病情有所缓解。
2000年7月21日，因长期的病痛折磨和身体机能的衰退，在上海家中病逝。

郭世英 （1942—1968）

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，1942年出生。
中学就读于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，一直是“三好学生”、“模范共青团员”，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。毕业后到外交学院上学，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，休学一段时间，然后转学到了北大哲学系。
在北大就读未满一年，因“X诗社事件”被下放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劳动。1962年岁末，郭世英与中学同学张鹤慈、孙经武等人等人结成X诗社，交流诗歌、思想，希望“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”。1963年夏，诗社一事暴露，周总理亲自处理。张、孙两人被判劳动教养两年，对郭世英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下放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，对农业生产兴趣日浓。
1965年秋，经不住双亲劝说，郭世英回到北京，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。他期待经过深造，重返农场。殊不料，不到一年后“文革”开场。
在农大就读期间郭世英曾发表言论，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、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。他用英语给女朋友打电话，被同学听见，说他里通外国。
1968年3月，农大造反派组织“东方红”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郭世英，并私设公堂，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——X诗社事件。4月22日上午，郭世英从被关押的三楼房间里破窗而出，死时，年仅26岁。
郭沫若后来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：“我让他从农场回来，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来一样，结果是什么滋味，我深深领略到了。”
 就在一年前、郭沫若另外一个儿子郭民英在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的情况下，也悄悄结束了自己24岁的生命。
郭世英在北大时的同学、哲学家周国平这样评价郭世英：“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，我仍然敢说，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。”

吴　晗(1909-1969)　字辰伯。
浙江省义乌县人。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学习。1931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，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侧重研究明史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应聘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，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。1943年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政团联盟，任云南省青年部长。1944年10月，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国统区民主爱国运动。1946年10月任民盟华北支部委员、北平市支部主任委员。1948年8月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安排其赴解放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北京市副市长、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、全国青联副主席、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委员会主任、民盟中央副主席。还当选为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。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著有《朱元璋传》、《历史的镜子》、《海瑞罢官》等，同时主编了历史、地理小丛书100多种。因与邓拓、廖沫沙合写《三家村札记》，"文化大革命"中被诬陷为"三家村"反党集团首领，1968年被投入监狱，1969年10月10日含冤去世。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平市委决定，为其彻底平反。